睡前小故事集A
第42章 大哥退休

第42章：大哥退休

一九八六年，入伏那天，建国办了退休手续。

他在粮站干了三十五年，从十八岁的小伙子干到五十三岁的小老头。工资从十八块涨到八十七块五，职位从学徒工升到会计组长。经手的粮食够全北京人吃一年，算过的账本摞起来比他人都高。

手续办完那天，站长握着他的手，说了一堆客套话。建国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光顾着看墙上那块“先进单位”的奖状——那是他亲手填的申报材料，一九八三年的事了。

出了粮站大门，他站在台阶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灰砖楼，木头窗，门口那棵老槐树还是他刚来时种下的。那年他十八，树苗比他还矮，如今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。

他把工作证掏出来，又看了一遍。塑料封皮磨得发白，里头的照片还是三十年前拍的，黑白的，他穿着中山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
他把工作证揣进兜里，转身走了。

那天晚上，建国没回家。

他骑着那辆二八大杠，直接去了前门。

沈家菜馆正是忙的时候。八张桌子全满，门口还站着五六个等座的。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。嘉禾在灶边炒菜，锅铲翻飞，火光映得他满脸通红。

建国把自行车靠在墙边，走进店里。

春梅正从灶间出来，差点撞上他。

“大哥？”她愣了一下，“您怎么这时候来了？”

建国没答，径直走到柜台后。

他把那个用了几十年的算盘从布袋里掏出来，搁在柜台上。又掏出一个蓝布包，打开，里头是几本账本、一沓票据、两支钢笔、一把尺子。

他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摆好。

春梅端着盘子站在那儿，看傻了。

建国把算盘珠子拨了几下，试了试手感。

“从今天起，”他说，“这账归我管。”

春梅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
灶间的门帘掀开，嘉禾探出头。

“哥？”

建国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
“退休了。”他说，“来给你管账。”

嘉禾站在那儿，手里还握着锅铲。

他看着他哥。

五十三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眼角的褶子比去年又深了几道。可坐在这柜台后的样子，和年轻时一模一样——腰板挺直，眼神专注，手里那算盘拨得噼啪响。

他把锅铲放下，走过去。

“哥，”他说，“您不在家歇着？”

建国摇摇头。

“歇什么歇？”他说，“我又不是七老八十。”

他把账本翻开，指着第一页。

“这是上个月的账？”他问春梅。

春梅点头。

建国一行行看下去。看得很慢，每看一行，就用尺子比着，生怕看串了行。

看完一页，他抬起头。

“不对。”

春梅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哪儿不对？”

建国指着其中一行。

“这天进的肉，比平时多五斤。可那天的流水，没多出来。”

春梅凑过去看。那天她记得，肉是多了五斤，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天，怕不够卖。可那天晚上来了个大桌，点了五份樱桃肉，把多备的肉全用掉了。

她把这事说了。

建国听完，没说话。

他用铅笔在那行字旁边画了个圈，写了个“查”。

“明天我再对对。”他说，“账这东西，差一分都不行。”

他把账本合上，抬起头，看着嘉禾。

“老二，你忙你的。账上有我。”

嘉禾站在那儿，看着他哥。

三十五年前，他哥第一次发工资，十八块。那天晚上，哥把钱全给了娘，自己一分没留。娘说，你留两块花。哥说，我不花，给弟弟攒着。

那些钱，后来给他交了学费。

他学厨那几年，用的就是哥攒的钱。

如今他哥坐在他店里，给他管账。

他把手放在他哥肩上。

“哥，”他说，“辛苦您了。”

建国把他的手拨开。

“辛苦什么？”他说，“算几笔账的事。”

他低下头，继续看账本。

算盘珠子噼啪响着，一下一下，像心跳。

建国来店里管账，头几天，春梅很不习惯。

她习惯了建国在柜台后坐着，但没习惯他什么都管。

每天早上一开门，他先把前一天的账过一遍。过完，把当天的进货单拿过来，一样一样对。肉多少钱一斤，菜多少钱一斤，油多少钱一斤，全记在一个小本子上。

对完了，他开始算毛利。

“昨儿流水二百三十七，”他说，“成本九十八，毛利一百三十九。毛利五成八，还行。”

春梅听他说这些数字，头都大了。

“大哥，您别跟我说这些。我不懂。”

建国说：“不懂也得懂。你是掌柜的，账上的事不能糊涂。”

春梅说：“我不是掌柜的，我就是跑堂的。”

建国看她一眼。

“你是老板娘。”他说，“跑堂是暂时的，老板娘是一辈子的。”

春梅愣了一下。

她在沈家二十七年了，从没过门就在这儿，生孩子在这儿，伺候公婆在这儿，开店也在这儿。她从没想过自己是什么身份。她只知道，她男人的店，就是她的店。

这会儿建国一说，她忽然觉得，好像真是这么回事。

她是老板娘。

她站在自己家的店里。

她男人在灶边炒菜，她大哥在柜台后算账，她婆婆坐在那儿收钱。

这是她的家。

她忽然笑了。

“行，”她说，“那我学着懂。”

建国管账，管得极细。

每一笔支出，都要有票据。没有票据的，他记在一个专门的“待查”本上，月底之前必须对清楚。

每一笔收入，都要有记录。现金、粮票、外汇券，分开放，分开记，一分都不能差。

月底结账那天，他要在柜台后坐一整天。把当月的所有票据拿出来，一张一张对，对完装订成册，写上日期和页码，整整齐齐码在抽屉里。

春梅有一次翻那个抽屉，吓了一跳。

三十几个账本，按年月排好，从开店第一天到现在，一本不少。每一本都用牛皮纸包着，封面上写着起止日期，字迹工工整整。

她抽出一本翻开。

里头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。日期、品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、备注。有些地方有铅笔批注，字迹很小，挤在边角。

“这天多收了五分钱，次日退回。”

“这天少找了一毛，客人没要，记作小费。”

“这天赊账一笔，三日后还清。”

她看了很久。

这些账本记的不只是钱。是日子。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，那些吃过的饭，那些发生在这间小店里的故事。

她把账本放回去，轻轻合上抽屉。

嘉禾和建国，兄弟俩分工极清。

一个管内，一个管外；一个管灶，一个管账。井水不犯河水，各管一摊。

可也有例外。

那天来了个客人，吃完结账，说钱不够，先欠着，明天送来。春梅拿不定主意，去问嘉禾。

嘉禾正在炒菜，头也没回。

“问我哥。”

春梅又去问建国。

建国放下算盘，把那人打量了一遍。

五十来岁，穿着旧工装，手上满是老茧，指甲缝里还嵌着黑泥。他站在柜台前，有些窘迫，眼神躲闪。

“多少钱？”建国问。

春梅说：“两块三。”

建国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块三，递给那人。